[人間福報/綜合報導]

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6月24日，我的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一場題為「極端高溫：改善治理與強化全球行動」的國際會議，在開幕前數小時宣告取消。原因是英國氣象局對倫敦發布極端高溫紅色警報，而會議舉辦地點剛好是安排在一間沒有空調的歷史建築——蕭伯納圖書室。

蕭伯納圖書室建於1920年代，屬典型愛德華時期建築，高聳拱頂、寬敞天窗，採自然通風設計，從未裝設機械冷卻系統。這不是疏失，而是一種氣候想像的具體化：倫敦是溫帶城市，夏天短暫而溫和，不需要冷氣。

這種想當然耳的情況屬於20世紀的英國建築邏輯，也反映著一種地緣認知：氣候脆弱性屬於熱帶、屬於南方國家的問題。百年來，全球氣候治理的話語，大多由英美歐洲主導，知識流向由北至南，由「有能力的」輸出給「需要被幫助的」。

今年夏天，倫敦多地處於37至40℃高溫。那棟百年建築，那個設計為「理性辯論空間」的場域，在新的氣候條件下變成了一個不安全的熱環境。預定在其中討論如何保護世界其他城市免於極端高溫災害的專家們，只能取消預定的會議。

有人可能說：「 台灣不一樣，台灣有冷氣。」確實，台灣的公共建築、辦公室、學校幾乎全面依賴空調，夏日高溫對日常運作的直接衝擊，遠小於「沒有冷卻系統」的倫敦。

但這正是問題所在。

台灣靠冷氣支撐的現代都市生活，背後是持續攀升的夏季用電高峰、高度依賴化石燃料的發電結構，以及在全球暖化加速下愈來愈不穩定的電網韌性。台灣的氣候脆弱性不像倫敦那樣直接取消會議，而是正在以能源依賴、排碳循環、基礎設施隱患的形式，靜默地持續累積。

更值得追問的是分配問題。台灣有冷氣的人，往往住在隔熱較好的建築、有固定室內工作場所；沒有冷氣或冷氣不足的人，則多是在戶外勞動的移工、居住在老舊公寓的低收入戶以及高齡人口。極端高溫的風險，在台灣也循著階級與族群的輪廓分布，而政策的回應，至今可能還不夠完善。

倫敦那場被取消的會議，原本計畫討論各國在極端高溫治理上的進展與挑戰，與談人包括著名氣候經濟學家尼可拉斯．史騰（Nicholas Stern）、來自國際紅十字會（IFRC）與聯合國相關機構的代表。

會議因熱浪取消這件事的象徵意義值得認真對待。氣候治理的話語，長期在「政策框架」、「指標設計」、「國際協議」的層次運作，卻對最基本的物質條件，特別是建築能否遮擋高溫、空間能否讓人安全聚集等，缺乏足夠的制度想像。倫敦不是單一個案，是全球北方城市面對新氣候條件時結構性準備不足的縮影。

台灣的治理話語也有類似的盲點。我們討論能源轉型，卻少有嚴肅的城市熱島政策；我們談氣候調適，卻對公共空間冷卻基礎設施的投資嚴重不足；我們關心碳排放數字，卻對空調依賴與碳排之間的惡性循環缺乏整體因應方案。

倫敦發生的這起事故，也讓人不得不正視一個長期存在的知識政治問題：為什麼適應高溫的制度智慧，要從英倫學院輸出到「熱帶國家」？長期在高溫環境下發展城市生活的地方，像是南亞、東南亞、非洲地區，累積了倫敦未能擁有的實踐知識：如何設計自然通風建築、如何依據社會脆弱性發出預警。

當倫敦的學術機構因為沒有冷氣而無法開會時，南方國家的人可能更知道如何在沒有冷氣的條件下，讓社區在高溫中存活。換句話說，氣候時代的知識流向，需要重新調整，我們都要更加謙卑地共同面對全球暖化的挑戰。

對台灣來說，這個提醒同樣有效。台灣氣候知識的強項在科技監測與早期預警，但在社區韌性、非空調降溫策略、對弱勢群體的熱浪照護系統上，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台灣的氣候調適，需要更認真地向自己社會內部的脆弱點學習，而非滿足於「我們有空調」的表面優勢。

 熱浪取消了一場討論熱浪的會議。這件事本身，就是今年夏天最值得我們閱讀的一份氣候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