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記者劉豐佾,劉⽂/綜合報導]

社會安全網不只是社⼯的網
2026 年 4 ⽉ 16 ⽇，剴剴案社⼯⼀審即將宣判。這起⼀歲男童遭保⺟凌虐致死的案件，⾃2024年初引爆輿論⾄今已逾兩年，不僅催⽣了修法加重虐童刑責、衛福部擬設兒童及家庭署等制度改⾰，也讓「社會安全網」⼀詞深深烙印在公眾意識之中。然⽽，我們必須追問的是：當社會反覆以「安全網破洞」來理解每⼀起重⼤社會事件時，這張網究竟承載的是什麼？⼜是誰在承受它被撕裂的後果？

社會安全網的政策設計，從 1.0 到 2.0，核⼼⽬標是透過跨部會合作，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預防與保護體系，涵蓋社政、衛政、警政、教育、司法等多重系統。但在⺠眾的認知中，社會安全網往往被簡化為「社⼯應該要接住每⼀個⼈」。剴剴案中，檢⽅主張社⼯是男童與社會安全網之間「唯⼀的連結」，這個論述固然描述了制度設計的斷點，卻也無意間強化了⼀個危險的認知框架：社會安全網的成敗，取決於第⼀線社⼯個⼈是否盡責。

臺灣⼤學社會⼯作學系名譽教授鄭麗珍在近期的訪談中指出，社⼯專業疏失應回歸⾏政懲處與專業倫理機制處理，⽽非上綱⾄刑法層次。她更進⼀步提問：社會安全網到底有沒有邊界？當2025年北捷無差別攻擊事件發⽣時，媒體同樣追問「社會安全網是不是破了」，然⽽該加害者是⼀個從未進入任何服務系統、連⾨都沒有敲的⼈。這暴露的不是網的破洞，⽽是⺠眾對於社會安全網功能的根本誤解。

台北市社會⼯作⼈員職業⼯會副理事長沈後⼭將這種現象稱為「萬能超⼈」的假象：政府與⼤眾共同將社⼯塑造成無所不能的⾓⾊，彷彿只要有社⼯介入，社會風險就能「零發⽣」。然⽽現實是，社⼯的專業有其侷限，社會風險不可能完全歸零。更令⼈憂⼼的是，現⾏評鑑制度往往只看KPI 與精美的⽂書紀錄，社⼯必須花費⼤量精⼒在「做資料」⽽非「做服務」。當剴剴案中社⼯被警⽅上銬的畫⾯傳遍媒體，對整個基層社⼯群體造成了集體創傷——做得越多、掌握資訊越多，承擔的法律風險反⽽越⾼。這種寒蟬效應正在瓦解年輕社⼯投入這個⾏業的意願。

認知落差才是真正的破⼝
政府確實做了很多。社安網 2.0 預計增聘逾萬名社⼯，六⼤社福津貼調升百分之⼆⼗三點五，兒少權法全⽂修正也在推進中。安置體系⽅⾯，從寄養家庭到類家庭、從團體家屋到社福中⼼收出養業務重整，改⾰步伐並未停歇。衛福部更擬成立兒童及家庭署，試圖整合⼗三年前因組織改造⽽拆分的兒少業務。然⽽，這些努⼒幾乎全部發⽣在專業社群與政策圈內部，⺠眾所感受到的，仍是每⼀次兒虐案件爆發後鋪天蓋地的憤怒、究責與恐慌。

問題的核⼼在於，學者與政策制定者⼜或實務⼯作者習慣⽤專業語⾔定義社會安全網，卻未能有效地與⼀般⼤眾溝通這張網的運作邏輯與合理邊界。兩年前，因剴剴案衛福部勒令兒盟無限期暫停收出養業務，要求各縣市政府⾃⾏安置等待收養的孩⼦。這⼀決策回應了輿論壓⼒，卻也在整個兒少安置鏈中引發連鎖效應——寄養家庭負荷驟增，出現了「⼩孩⼤塞⾞」的困境，新北市緊急安置床位⼀度全數爆滿。與此同時，超過四千六百名家庭失功能的兒少正在家外安置體系中反覆更換照顧者、被貼上「難照顧」的標籤，今年年初安置機構聯盟不得不提出六⼤訴求，呼籲國家正視這群「活下來的孩⼦」。

這些結構性的困境若無法轉化為公眾可理解的語⾔，⺠眾就只能在每⼀次悲劇發⽣時，將所有的憤怒投射到最可⾒的對象：社⼯、社福機構，乃⾄整個社會安全網的概念本⾝。無論是剴剴案，或是去年 12 ⽉北市捷運的無差別攻擊事件，輿論的反射動作都是同⼀套腳本。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剴剴案審理期間，⺠眾突然宣稱要發起 510 護兒集會，但主辦⽅的⾝份與動機卻存在諸多疑點，不少專家指出其中有風向操作的痕跡——例如社群網路上出現⺠眾⼿持「JusticeForKaiKai」海報拍照，卻署名「From China」（來⾃中國）。我們必須更謹慎地評估：對社會事件的咎責，究竟是在讓災難不再發⽣，還是只是成為情緒宣洩與製造社會對立的出⼝？否則我們將不斷陷入同⼀個弔詭的循環——事件發⽣、輿論炸裂、政策急轉、第⼀線⼈⼒流失、系統承載⼒再度下降——⽽真正需要被修補的認知缺⼝，始終無⼈觸及。

這起⼀歲男童遭保⺟凌虐致死的案件，⾃2024年初引爆輿論⾄今已逾兩年。

信任危機與職業傷害
這種認知落差帶來的後果，遠超出社會福利領域本⾝。當⺠眾普遍相信「只要發⽣壞事，就是社會安全網失靈」，社會安全網就從⼀個需要持續建設的公共基礎設施，變成了⼀個永遠不及格的政治靶標。每逢重⼤社會事件，政治⼈物基於選舉動機的批判隨之⽽來，進⼀步消耗公眾對制度的信任。

在臺灣⾯臨地緣政治壓⼒的當下，這種信任⾚字格外危險。認知作戰的邏輯，正是尋找社會中既有的裂縫，加以放⼤並製造恐慌。如果⺠眾普遍認為政府連保護⼀個孩⼦都做不到，這張安全網根本不值得信任，那麼當更⼤規模的社會安全危機出現時——無論是天災、公衛事件，或是真實的軍事攻擊——⺠⼼的基礎將極度脆弱。⼀個對⾃⾝社會安全體系缺乏基本理解與信⼼的社會，在⾯對外部威脅時更容易動搖、更容易被操弄。換⾔之，⺠眾對社會安全網的認知，不僅是社會政策議題，更是國家韌性的⼀環。

與此同時，缺乏社會理解的社⼯專業，也被不斷置入批判與過勞的惡性循環之中。根據臺北市社會⼯作⼈員職業⼯會於 2026 年⼀⾄⼆⽉間進⾏的《2026 年臺灣社會⼯作職業安全⼼理衛⽣調查》，724 份有效問卷中，近八成社⼯處於中度以上過勞，近七成出現替代性創傷——⼀種因長期接觸他⼈創傷事件⽽引發的壓⼒症候群反應。⼯會呼籲，政府與⼤眾需正視社⼯⼼理健康的問題，咎責機制也必須更合理地分配，不讓第⼀線社⼯成為唯⼀承擔的⾓⾊。這份調查揭⽰的不是個別的職業倦怠問題，⽽是⼀整個專業群體正處於集體崩潰的臨界點。

筆者們透過研究接觸第⼀線社⼯，除了上述⼼理健康現象令⼈憂⼼，更觀察到⼀個攸關全社會存亡的隱患：由於臺灣⾯臨戰爭風險，許多公部⾨社⼯實際上擔負著與全社會防衛韌性直接相關的任務——救濟站的開設、脆弱群體的安置與照護、⼼理危機的安撫與處置。若在承平時刻社⼯的負擔已經超過可承受的範圍，在災時恐怕只會更加難以負荷。最關鍵的第⼀步，是重視社⼯的專業、重建社會對社⼯的信任，才能增強社⼯在各式職場中的效能感，進⽽鞏固整體社會的應變能⼒。

我們不需要假設性的推演，只需觀察既有的模式。每⼀次重⼤兒虐案件爆發後，社群媒體上迅速出現兩種敘事：⼀是對個別社⼯或機構的獵巫式究責，⼆是對整體政府治理能⼒的全⾯否定。這兩種敘事恰恰是資訊操弄最容易介入的接縫。境外勢⼒不需要捏造假新聞，只需要在既有的憤怒情緒中推波助瀾——放⼤「政府無能」的結論、渲染「體制全⾯崩壞」的恐懼——就能有效侵蝕社會的內部凝聚⼒。

從韌性的⾓度來看，⼀個社會⾯對危機的能⼒，取決於⺠眾是否相信制度雖不完美但仍值得共同修補，還是認為制度本質上已經不可信賴。前者會驅動公⺠參與和建設性批評，後者則導向⽝儒、冷漠，甚⾄對體制的敵意。當前臺灣社會對社會安全網的討論，正危險地傾向後者。每當政治⼈物在議場上將個案悲劇簡化為「政府失職」的政治攻擊，每當媒體以煽情標題將複雜的系統問題化約為單⼀代罪羔⽺，社會信任的存量就再被消耗⼀分。這些信任存量⼀旦⾒底，不需要敵國的⼀兵⼀卒，社會內部就已經⾃我瓦解。

因此，社會安全網的公共溝通，不應該被視為社會福利學者的額外⼯作，⽽應被納入國家整體韌性戰略的⼀環。正如我們投資國防、強化資安、建立災防體系，我們同樣需要投資⺠眾對社會制度的理解與信⼼。這不是公關，⽽是⺠主社會⾯對混合威脅時不可或缺的軟實⼒基礎建設。

跳出專業圍牆重建對話
因此，我們需要⼀場根本性的溝通轉向。政府不能只在事件發⽣後以記者會與新聞稿回應，如何主動、持續、以常⺠語⾔進⾏的公共對話，讓⺠眾理解幾件關鍵的事實：社會安全網不是⼀張萬能的網，它有設計邊界，需要社政、衛政、警政、教育、司法等多重系統協作才能運作；第⼀線社⼯承受的業務壓⼒已近臨界，將系統失靈的代價壓在個⼈⾝上，只會加速⼈才流失，讓網越破越⼤；每⼀個公⺠其實都⾝處這張網之中，通報、關懷、鄰⾥互助，都是網的⼀部分，⽽非旁觀者。

同時，溝通轉向必須伴隨制度保障。政府在制定政策與評鑑指標時，應納入第⼀線社⼯的實務意⾒，⽽非僅由學者專家閉⾨造⾞；更應建立完善的⾏政免責機制，讓社⼯在合理範圍內善盡專業判斷⽽不必恐懼刑事追訴。社⼯經常在平時被視為可替代的基層⼈⼒，在事件發⽣時卻成為唯⼀被咎責的對象——這種不對等若不改變，這個⾏業留不住⼈，這張網也織不起來。

剴剴案的悲劇不應被遺忘，但我們紀念的⽅式，不該是在每⼀次事件後重複「安全網⼜破了」的敘事循環。真正的改⾰，始於重新定義我們對這張網的共同理解——那需要的不只是政策⼯具與制度修繕，更是⼀場⾯向全⺠的社會信任重建⼯程。唯有當⺠眾真正理解這張網如何運作、為何有其極限、以及⾃⼰在其中扮演什麼⾓⾊，社會安全網才不會淪為政治攻防的祭品，⽽能成為⽀撐國家韌性的真實⼒量。

※劉豐佾為國立中正⼤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劉⽂為中央研究院⺠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