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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開講》重刑化下的監所超收惡果,不能賠了司法矯正又折兵

發布日期 : 2026-11-18

[自由時報/綜合報導]

賴擁連/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今年9月,法務部為因應監所超收,提出延長罰金分期繳納期限、運用易服社會勞動與罰金刑、調整檢察官與書記官的結案管考等措施,筆者長期從事犯罪矯治與刑事政策研究,深知監所超收的真正病灶,在於刑事立法不斷加重,執行量能卻未同步擴充。近年從詐欺犯罪加重刑度、新興毒品提高列管等級,到酒駕、毒駕及累犯從嚴處罰,立法者不斷拉高刑罰強度,卻鮮少同步評估監所容額、矯正人力、檢察機關案量及社區處遇的承接能力。當立法端不斷開出重刑支票,最後只能由擁擠的監所、超負荷的司法人員與日益稀釋的矯正資源共同埋單。

仔細分析,法務部所提延長罰金分期期限,處理的是經濟弱勢者無力一次繳納的困境。罰金刑原本具有以財產刑替代自由刑的功能;若因期限過短或分期缺乏彈性,導致無力繳納者易服勞役甚至入監,便可能形成「有錢者繳錢、無錢者入監」的不公平結果。例如德國2018年在北萊茵-西伐利亞邦(Nordrhein-Westfalen)所調查的研究指出,在1,015位無法繳納罰金而入監者中,有77%入監前已經失業。因此,延長分期不是減輕犯罪責任,而是避免罰金刑因經濟條件不同而不當轉化為自由刑。

再者,調整檢察官與書記官的結案管考,處理的則是辦案品質,而非外界所物議的縱放犯罪人。當第一線人員長期承受案量與績效壓力,容易被迫追求「速偵速結」,壓縮個案調查及法律判斷的空間。適度降低不合理的管考壓力,才能讓檢察人員依法審慎判斷是否適用罰金、社會勞動或其他替代措施,落實刑罰比例原則。

其次,從犯罪學觀點來看,監所超收也不只是空間不足。過度擁擠往往伴隨管理壓力、暴力風險上升,以及教育、心理與矯正資源稀釋。尤其短期自由刑未必足以完成有效處遇,卻可能中斷受刑人的工作、家庭及社會關係。對符合條件的輕罪及低風險者,以罰金或社會勞動取代短期監禁,不是寬容犯罪,而是以社會成本較低且更符合比例原則的方式執行刑罰,為何會有縱放人犯之譏?

綜言之,法務部的因應作法應定位為一種「執行理性主義」(executive rationalism):並未挑戰或推翻立法院已通過的重刑化政策,而是在既有法律與司法體系內,務實調整刑罰執行工具,使瀕臨超載的刑事司法體系仍能正常運作。這與外界所稱的「政策鬆綁」截然不同:前者是執行技術與資源配置的優化,後者則是立法及刑事政策方向的改變,兩者不應混為一談、模糊焦點。與其一味苛責執行端的補救措施,立法者在加重刑罰之前,是否算清楚監所容額、矯正人力及司法資源能否承擔?面對後端執行壓力不斷累積,我們也應聚焦於犯罪前端之預防工作,思考如何建構更完善之保護網絡,從社會安全、家庭與教育等多元面向著手,多管齊下,方能有更有效地降低犯罪風險。

最後,在不得已救急之情況下,既然要求第一線執行人員承擔更重的刑罰執行責任,就應在修法時一併補足矯正人力,編足待遇與處遇預算等配套措施,當只有責任增加而缺乏資源挹注,勢必造成天平兩端輕重失衡,不僅賠了司法矯正又折兵,形成雙輸的局面。

 

資料來源: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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