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評論/記者李秉芳/綜合報導]

台北市1歲男童「剴剴」疑遭保母長期虐待致死案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負責訪視的陳姓社工因涉嫌偽造訪視紀錄、未依規定通報兒虐，遭檢方依過失致死等罪起訴，案件將於4月16日宣判。在判決前夕，社工界、學界與民間輿論意見分歧，圍繞責任歸屬與制度缺失展開激烈討論。

檢方認為，該名社工在執行訪視工作期間，未落實通報義務，且訪視紀錄與實際情況不符，導致未能及時發現虐童情形，錯失保護機會，因此主張其對兒童生命安全具有「保證人地位」，應負刑事責任。

陳姓社工自始至終都維持無罪答辯，表示作為收出養社工他已盡心盡力，且過程中發現異狀都有和兒盟督導討論，但遭保母惡意欺瞞實際情況才導致此結果，到場旁聽的「剴剴戰士」則不以為然，怒嗆陳也是殺人兇手，要求法官重判。

本案為台灣社工界首次面臨社工遭檢方以「過失致死罪」起訴的案件，判決結果將深刻影響社工在法律上是否具備「保證人地位」。 

學界呼籲勿讓第一線社工承擔制度漏洞
全台多所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系所教師4月2日時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案件不應簡化為個人責任問題。

聲明指出，社工的職責在於風險評估與資源連結，而非全天候監護，若將「保證人地位」過度擴張至第一線社工，等同要求社工具備預見並阻止他人犯罪的能力，已超出專業合理範圍。學界認為，這樣的法律解釋恐讓社工成為制度漏洞下的最終承擔者，反而無助於防止類似悲劇重演。

「保證人地位」在《刑法》中是指具有「防止犯罪發生義務」的特定身分或關係，這使「不作為」（未採取行動）者與「作為」（親自動手）者負同等責任。該地位依類型可分為「保護者保證」（如父母、保母、消防員）與「監督者保證」（如危險源所有人）兩大類。若身處該地位卻袖手旁觀致法益受損，將構成「不純正不作為犯」，如過失致死罪。
剴剴案社工遭起訴，近20所社工系所籲司法應考慮實務侷限性
社會工作領域學者也從實務面提出質疑。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汪淑媛表示，社工本質是「協助者」，若社會期待社工解決所有問題，甚至對個案負完全責任，將帶來巨大的無力感與專業耗損。她並指出，重大事件後的集體情緒，若轉為指責與對立，可能造成整體社工體系的替代性創傷。

在實務操作層面，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賴月蜜指出，本案涉及的出養前短期安置，過去並未納入完整政府安置體系，形成制度漏洞。她分析，刑法上成立不作為犯須具備「保證人地位」與「密切照顧關係」，但社工通常僅每月訪視一次，難認屬密切照顧；若以一般人標準衡量，對他人惡意虐待未必具備預見可能性，不宜直接課予刑責。

兒福聯盟也說明，檢察官引用了衛福部《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訪視輔導工作指引》，指責社工未進行突襲式約訪。事實上，該指引的適用對象是地方政府轄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的「居家托育訪視員」，而本案被告的職務是民間機構的「出養社工」。兩者的法源依據、職權範圍完全不同。 

出養社工在法規上既無執行突襲式訪視的公權力，也無強制填寫托育系統「寶寶日記」的權力。檢察官以「不適用的法規」來作為指控社工過失的基礎，顯然對社政體系分工存在嚴重誤解。 

第一線社工也表達高度不安。沈曜逸（台北市社工工會副理事長）指出，基層普遍感受司法體系對社工實務理解不足，擔心未來責任邊界將由檢察官與法官單方面界定。他表示，許多社工日常工作情境與本案類似，若一旦發生憾事即遭刑事追究，恐導致人力流失與服務品質下降。

法界：刑責不應以結果倒推
在法律學界方面，司改會甚至舉辦了相關的論壇，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王皇玉指出，社工工作涉及大量轉介與跨專業合作，與醫療、托育等系統之間屬於平行關係，建立在「信賴原則」上，而非監督或指揮關係。他認為，若社工已依制度將個案轉介給合格保母，即可合理信賴對方專業，若保母故意施虐，應由行為人自行負責；刑事責任須以「可預見性」為前提，不能以事後結果倒推。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盧映潔則從比較法角度分析指出，若要將社工納入《刑法》上的「保證人地位」，必須如德國制度般，明確授權其行使公權力，並提供足夠資源與權限進行密集照顧。她強調，在現行制度下，社工並非實際照顧者，也難以介入家庭生活，若在權責不對等情況下課予刑責，恐有失衡之虞。

部分輿論認為仍應檢討失職社工並課責
不過包括「剴剴戰士」等民間團體及部分網路輿論認為，兒童保護工作攸關生命安全，既然社工負責訪視與評估，就應對疏失負起責任。部分意見指出，若訪視流於形式、紀錄不實，已非單純制度問題，而是執行層面的重大失職，應透過司法審判釐清責任並建立警惕效果。

演藝圈、時尚圈、法律界也共同在社群發聲，不能讓失職社工「老鼠屎壞一鍋粥」，針對陳姓社工仍應咎責。並提出5大改革訴求，包括出養評估與安置要回歸公權力主責，以及落實幼兒專責醫師與主責社工雙軌並行，建立不預告訪視與多方訪視協作制度；另對支持一線社工人力部分，訪視紀錄應數位透明化，消除組織護短的黑箱，強化法人連帶責任。

在輿論分歧之下，如何在「個人責任」與「制度缺失」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本案核心爭點。學界與實務界普遍呼籲，應建立更清楚的權責分工，強化跨系統合作，並讓司法判斷更貼近專業現場，避免以單一個案承擔整體制度問題。

隨著4月16日宣判在即，判決結果將對社工專業定位、法律責任界線，以及兒少保護制度改革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