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綜合報導]

作者為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民主崩壞的第一個徵兆，往往不是戒嚴令，而是某些人被抓走時，社會並未覺得這件事需要立刻停下來討論。如果一名退伍軍人可以在街頭被帶走、消失三天，那麼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他做錯了什麼，而是人們已經習慣了多少「合理例外」。

喬治．雷提斯（George Retes），一名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曾服役於美國陸軍的退伍軍人，2025年7月在路邊臨檢時遭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人員攔下。即使證件齊全，他仍被強行帶走，關押在沒有窗戶、無法對外聯繫的空間裡整整三天。這三天，沒有人告訴他為什麼被抓，也沒有人讓他聯絡律師或家人。若不是事後有媒體揭露，這段經歷很可能就此消失在行政流程的黑箱之中。

乍看之下，這似乎只是一次執法失誤，甚至可以被輕描淡寫為「個案」。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單純是錯誤本身，而是這種錯誤為何能夠（一再）發生，而且幾乎無人需要被問責。

一百英里邊境區，憲法權利在嗎？
美國長期存在所謂「一百英里邊境區」（100-Mile Border Zone）的特殊執法範圍。在距離邊境一百英里的區域內，邊境巡邏隊與 ICE 被賦予高度擴張的權力，包括在缺乏司法令狀的情況下盤查、拘留個人。然而，這也涵蓋了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主要城市。因為根據美國聯邦法規，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被授權在距離美國任何邊界或「功能性邊界」（如海岸線、大湖區）100 英哩以內的範圍內，行使特定的執法權。換句話說，約莫三分之二美國人口實際生活在這個「例外空間」之中，亦即憲法所保障的權利早已不是全然適用。

更關鍵的問題在於，移民執法被定位為「行政事務」，而非刑事司法。這使得被拘留者沒有自動獲得公設辯護人的權利，證據門檻也遠低於刑事程序。這種制度設計，原本基於效率考量，卻在實務中製造出一種危險的治理模式：國家可以先剝奪自由，再慢慢確認你是否真的「有問題」。

當執法不再講求比例原則
《經濟學人》近期對 ICE 行動的報導，為這種制度性風險提供了更具體的證據。報導指出，ICE 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都會區的部署規模，已明顯偏離一般移民執法的比例原則。該州是全美非法移民人口比率最低的州之一，但ICE探員的人數卻一度高達當地警力的三倍。如此高度不對稱的資源配置，似乎很難用「執法效率」來解釋。

《經濟學人》直言，這類行動更像是一種政治權力的展現。其核心目的，不在於實際拘捕多少人，而在於讓聯邦武裝力量「被看見」。當執法成為展示權力存在的工具，地方社會本身，便成為被震懾的對象。

當「例外」開始殺人
在這一波聯邦移民執法行動中，最難以迴避的事實是：遭到致命武力對待的，並不只是移民，而是美國公民本身。2026年1月，37歲的美國公民蕾妮．古德（Renée Good），在明尼阿波利斯與 ICE 探員接觸過程中遭到開槍擊中身亡。官方事後宣稱她可能構成威脅，但現場影像與目擊證詞對此提出強烈質疑；法醫報告最終將其死因列為「他殺」。不到數週後，同一城市再度發生致命事件，同樣現年37歲的美國公民、加護病房護理師兼退伍軍人亞歷克斯．普雷提（Alex Pretti），在聯邦執法行動中遭連開多槍致死。兩起案件目前仍在調查中，但其共同點十分清楚：致命武力的動用並非在邊境地帶，也非面對迫切危險時的不得不然，而是在一個移民人口本就極低的城市，由一支高度武裝、卻缺乏即時民主監督的聯邦執法人員所使用。

當移民執法可以在比例原則失效的情況下對本國公民動用致命武力，問題就不再只是移民政策，而是國家是否已默許某些空間成為法律暫停適用的「國安實驗場」。

在這一波聯邦移民執法行動中，最難以迴避的事實是：遭到致命武力對待的，並不只是移民，而是美國公民本身。
先對「不是我們的人」動手
這樣的現象，也正是普立茲獎得主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反覆警告的一點。她指出，威權主義並不需要一夕之間廢除民主制度，它更常是透過執法例外的累積，在民主體制內部慢慢成形。

政治學者安東尼．迪馬吉歐（Anthony R. DiMaggio）對此提出犀利的批判分析。他指出，當代威權治理的核心，不在於全面中止法治，而是「選擇性中止法治」（selective suspension of the rule of law）。國家不必對所有人都如此粗暴，只要先鎖定那些被建構為「不完全屬於我們的人」，在他們身上測試法律的彈性即可。移民，正是最容易被社會默許作為實驗對象的群體。

歷史告訴我們，威權最可怕的地方，不在於它是否高聲宣告，而在於它是否讓人習慣。習慣某些人被差別對待，習慣法律在某些地方暫時失效，習慣以安全、秩序與效率之名，放寬對權力的監督。久而久之，例外不再令人驚訝，而是成為治理的一部分。民主就在這樣的日常中，一點一點被磨損、被磨損。

我們同樣身處一個高度國家安全化的時代，從國安、邊境、數位治理到社會秩序，例外狀態總是被描繪成必要之惡。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需要國安，而在於誰來決定例外的範圍，以及這個例外是否及什麼時候會被收回。

當一個社會開始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完整的法律保護」，那麼下一步，往往只是重新劃定「誰」被歸類到那個位置而已。民主國法西斯化的危機，很少以轟然巨響登場，它更常是靜靜地發生，發生在我們以為無關緊要的角落，發生在我們尚未意識到自己也可能成為那個「例外」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