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雜誌Cheers/ 文章杜韋樺 ]
為何請個育嬰假壓力這麼大？民團指出：當台灣企業習慣3個人的工作找2.8個人來做，少一個人當然會非常吃緊。一個育兒友善的職場環境，其實就是善待所有人的職場環境。

育嬰假申請的性別比例，往往顯示了育兒責任歸屬是否平衡。為推動家務性別平衡、同時大力催生，行政院於2021年拍板，將育嬰留停津貼由投保薪資6成調高至8成，且父母皆能同時申請。

該策推出後，男性育嬰留停津貼的請領比例顯著提升，婦女新知秘書長覃玉蓉指出，「其實男性不是不願意請，只是覺得薪資傷太大。」過往國際研究就指出，育嬰留停津貼的薪資替代率愈高，男性請領的比例就愈高，顯然該原則在台灣也同樣適用。

依據最新統計資料，該占比更在2023年一路衝上30.1%，等於每3.3位就有一位是爸爸，不僅為歷年最高、成長幅度也是近年之最。

看似樂觀，但天下學習最新調查顯示，67%工作者因育兒或照顧家人感到身心俱疲，其中有3歲以下子女的父母高達9成以上；台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劉彥君同樣指出另一隱憂：「新手爸爸的憂鬱狀況比他們沒有孩子時高出2倍以上，主因就在於『被認為不需要支持』。」

以假別為例，政府給予媽媽8周產假，但爸爸只有7天的「陪產檢及陪產假」，顯示出要創造育兒友善的職場環境，這條路還很長。

更驚人的數據是，即使恐有違法之嫌，勞動部調查顯示約16.5％企業仍直白表示不同意或不願意員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原因包括「員工人數少無法提供」、「可用其他假別代替」、「業務繁忙難以提供」等等。

職場與育兒，難道依舊是無法平衡的兩端嗎？

Photo Credit: Cheers快樂工作人

當你的利潤來自人力壓縮，少一個人當然吃緊
婦女新知秘書長覃玉蓉舉例，面對懷孕的女性工作者，公司刻意調動職務、拖延申請程序等都是常態，「他不會明講是你懷孕的關係，但假如你住在永和，可能就說請你明天開始去桃園上班。」她也曾遇過一位女性工程師，光是請產假就面臨莫大壓力，「同事覺得我們已經加班加到不行，妳還懷孕，到時那些工作量都會變成我們的，根本是找大家麻煩。」最終她在生產前就自請離職，連育嬰假都不用談。

然而，這其實是將壓力轉嫁到個人身上。覃玉蓉認為，「你（員工）害怕麻煩同事、或同事覺得被麻煩到了嗎？事實是，你麻煩到的是雇主，麻煩你的也是雇主。做好人力調配，說穿了就是雇主本應負擔的人事成本。」

就算企業同意申請、員工也真的使用了育嬰假，勞動部統計僅有63.7%人在育嬰假期滿後能恢復原職，且6.1%的職務調動是直接由公司主管或人資部門決定；一位在日商上班的準媽媽就曾受訪表示，「我已經跟老闆說好，要是育嬰假結束回來沒我的位置，也沒關係。」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王舒芸以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蒂亞．戈丁（Claudia Goldin）的概念為例，指出台灣職場的根本問題還是在於「貪婪工作」（greedy work）。她指出，過去台灣市場的競爭優勢往往倚靠壓縮人力成本，「當你習慣3個人的工作找2.8個人來做，少一個人當然會非常吃緊。」

因此要改善職場性別不平衡，關鍵還是在對「人本價值」的肯認，企業必須意識到，每一位員工都不僅僅是員工，也是一個有生活、有家庭、有照顧需求的人。覃玉蓉更進一步比較國內、外的人資部門角色，「國外人資通常會有一個角色，去思考如何在勞方權益不受損、雇主利潤不受影響的情形下去調配內部人力，但很可惜的是，這從來不是台灣人資的工作重點。」

未來職場的想像：彈性育嬰假⋯⋯或更多的特休？
「育嬰假」早期概念其實更近似6個月的失業給付，勞、資雙方都預期一名員工請了育嬰假，就可能不會回來職場，王舒芸解釋，由於台灣社會過往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低，且傳統觀念傾向認為女方應承擔照顧責任，因此特別體現在女性身上，「但企業必須意識到，情形早就不同了。」

這樣的意識在大缺工時代，顯然也是提升產業競爭力不可或缺的一環。王舒芸鼓勵企業，年輕世代更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也有更高的性別平權意識，在整個就業供需市場傾向「事求人」的時刻，員工福祉與健康正是人才選、育、用、留的關鍵之一。

同時，隨著兩性勞參率差距逐年降低，另一個影響也逐漸明顯：一個短則3個月、長達2年的育嬰假，對員工不一定具有吸引力了。

無論性別，暫離職場的代價除了經濟考量，員工也擔心是否影響升遷機會。「你逼他要請一個長假，他反而不願意，代價太高了，」覃玉蓉指出民間團體推動「育嬰假彈性化」，就是希望將育嬰假申請由「月」改以「單日或小時」為單位，一方面是在現有制度下正視員工續留職場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考量到育兒需求往往既臨時、又碎片化，「比如，我今天就只是因為小孩忽然發燒，需要請假接他出來，可能就只需要半天而已。」

然而育嬰假的行政成本較高，包括退保、續保等問題，近期政府試辦彈性化反應冷淡，程序繁複也是可能原因之一。針對試辦成效差，覃玉蓉認為政府應該為企業設定好相關配套措施，而不是將規劃責任轉嫁企業自身；但被問及難道不能使用其他假別嗎？她輕笑道，「如果假夠多，當然更好了，」比如，歐洲近期通過的「流產假」在台灣早就行之有年，「原因是我們比較進步嗎？不，是因為台灣特休假超級少，少到你每一個請假需求都需要被獨立出來。」

覃玉蓉最終提醒道，台灣職場環境如此「過勞」，難以實踐工時主權概念，也與「追求效率和方便」的社會價值觀脫不了干係，例如24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良好的工作與辦公效率等——然而，我們真的需要這麼有效率的生活嗎？值得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