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無障礙網站

廖坤榮:台灣南北經濟發展是統獨變數

[中評社記者趙家麟]

台灣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公共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廖坤榮,在日前於成功大學舉辦的“南台灣與兩岸關係”研討會上發表論文表示,“經濟發展”是影響政治文化的重要變數,台灣南北區域在經濟發展上的差異,也影響了兩岸政治認同,進而呈現南北分合或統獨的分歧。

台灣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於1月17日舉辦“南台灣與兩岸關係”研討會,邀請南部學者專家發表多篇論文,以南部的觀點期許開拓新的學術視野,並與北部學者對話,從不同的角度與面向交流彼此觀點。

中評社彙整研討會與會學者發表的相關論文內容,陸續刊登。台灣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公共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廖坤榮發表“南台灣政治文化與政治認同關係與轉變研究”論文,全文如下:

壹、前言

台灣歷經多年的民主化經驗,也實施多次的各類型選舉,從選民的選票結構與投票行為觀之,呈現著南北差異現象。台灣南北政治版圖與政治態度差異實際上是反映台灣南北政治文化的不同,進而形成兩岸認同的差異性。何以幅員不大的台灣也有南北政治文化以及兩岸認同的差異性?本文企圖從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探討形成台灣南北政治文化差異,進而影響兩岸認同差異之根本因由。本文以美國學者Inglehart的政治文化理論為基礎,探討南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認同的變與不變。學者Inglehart在其政治文化實證與理論研究中提出的“價值變遷理論”(theory of value change),Inglehart長期研究歐美等先進工業化社會在長期經濟發展之下,民眾的基本價值將會由原先重視物質需求(生理、安全)轉而重視非物質需求(環境保育、自我實現);亦即由“物質主義價值”(materialism value)變成“後物質主義價值”(post-materialism value)(Abramsonand Inglehart,1986,1987,1992,1995;Inglehart,1990,1997;InglehartandAbramson,1994);根據Inglehart的實證研究,相對於西歐而言,東歐或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其政治文化與西歐國家有顯著不同,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比歐洲落後,其整體社會價值較傾向於“物質主義”。本文根據Inglehart的研究,建構一個基本假定,即一個社會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會影響其區域政治認同的差異。本文具此假定來討論台灣南北政治文化的顯著差異性,進而探討南北台灣兩岸的政治認同之差異性。現行學術界的研究發現與社會所認知的台灣北藍南綠之政治版圖,其實是反應了台灣南北政治文化的差異性,進而形朔了兩岸政治認同的分歧。

貳、政治文化與政治認同

政治文化是一種政治心理學與政治社會學的結合體,它也是政治體系中的政治行動者的態度、信念與價值的總體傾向。政治文化研究可以追朔到古希臘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有關政治革命與政治變遷的心理層面(石之瑜1999:)。當代政治文化研究概可分為傳統學派與現代學派,傳統學派結合國家政體制、民族精神、社會與個人價值等,並在歷史學脈絡中探討一國的政治文化之靜態特徵,經常將一國的政治文化視為靜態不變,此學派以白魯恂(Lucian Pye 1985;1991)等為主;現代學派可以追朔到Almondand Verba結合行為學派的政治科學潮流,採用民意調查研究法,探討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及墨西哥五國國民的政治態度為始,為政治科學界開展了政治態度、政治偏好的比較研究之先河,並於1963年出版《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一書,開啟了政治文化研究之浪潮。1980年代,美國密西根大學Ronald Inglehart教授延用Almondand Verba的研究方法,針對西歐地區國家進行十多年的實證調查研究,提出物質主義(materialism)與後物質主義”(post mateialism)論以及現代化(modernization)與後現代化(post modernization)論,Inglehart將文化視為一項變數(variable),認為文化實際上是形朔政治運作的場域,文化連結了個體與全體,文化界定團體或組織的範疇,並驅動組織內以及組織間的行動,文化也是提供解釋行動與他人動機的架構(Inglehart 1990;1997)。

其實,政治文化涵蓋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一位選民的投票是一種政治態度的表達,許多選民都表達一種共同的態度,並進而形成一個區域或一個社會普遍的政治態度表達,則成為一種政治文化。一個國家因社會度結構不同、區域發展差異、種族分布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因而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

根據Inglehartd的研究(1990:;1997:;),每個不同社會,有不同的文化,並造就了每個人不同的基本態度、價值與處事方法,也代表人們不同的適應能力,文化變遷也使人們在政治、社會、經濟與科技層面做了許多適應性轉變。有別於傳統學派的研究,根據Inglehart,一個社會的文化並非永遠是靜止不變的,文化是會變遷的,因此,從社會科學的觀點,文化是一項“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也是一項“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學者Inglehart的研究指出,一個社會經濟發展變遷是會影響或形朔其政治文化。Inglehart指出政治文化其實就是政治的生活方式,包括人際間的信任度,人民生活滿意度,還有人民對改革的態度。Inglehart有關政治文化的測量(1990:56)提出二項基本假設。其一,是“稀有性假設”(scarcity hypothesis),其認為個人的優先價值反映出他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對於那些相對匱乏的事物會優先去滿足。亦即,民眾之基本需求或“價值順序”(value priorities)與稀少性或匱乏程度有關,相對稀有或者匱乏之事物,其價值優先性必然較高,根據Inglehart,經濟發展的變遷是一重要自變數,其所形朔出的新政治文化成為一項依變項,當然,新的政治文化又會影響人民的政治態度認同或政治認同。其二,是“社會化假設”(socialization hypothesis),其認為社會經濟環境會影響其價值選擇排列,當上一代人經歷戰爭與顛沛流離的生活經驗,會形朔他們的政治態度。

Inglehart指出,經驗研究上政治文化發展與經濟生活有高度的相關性,世界各國的經驗顯示,政治文化變遷多半來自經濟因素,例如:經濟大恐慌、能源危機,或是金融危機所引起經濟蕭條、高失業率等降臨,政黨在這些機會之窗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並進而創造好的經濟榮景,當然會改變選民的經濟生活,因此才可能有新政治文化認知。Ingelhart指出,處在“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時期的社會對有關“生存”問題呈現不同認知與反應,前者主觀幸福感較低,對現實環境比較有“不安感”,相對而言,後者的主觀幸福感高,對現實環境比較有“安全感”,這些差異性導致對政治態度的差異性,例如,物質主義社會的人民比較傾向於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對外族也比較有仇視心態(rejecting out groups),在政治議題上也表現出強烈的本土意識,在經濟議題上表現出經濟保護主義與政治民族主議。經濟較為落後的地區,呈現二低一激進的特徵,即人際間的信任度低、生活滿意度低,以及對政府各項改革都有較為激進態度。

長年以來,台灣南北經濟水平發展的差異性,導致南北不同的政治生活,以及對政治的態度與政治偏好的選擇明顯有差異,尤其有關兩岸政治認同的問題。其實,南北台灣政治文化的差異性應源自南北台灣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產業結構的差異性使然。而南北經濟發展差異其實是反映了政府施政與財政投入及其所產生的南北與城鄉發展的不均衡,進而形塑了南農業北工商的經濟差異,並孕育南北政治文化差異性,這些差異性又影響其兩岸政治認同。

參、台灣南北發展的差異

台灣幅員不大,然各種指標顯示,台灣整體發展呈現者南北差距,具體而言,南台灣與北台灣有經濟所得的差距。就政財政指標而言,各縣市貧富差距相當明顯,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01年(2012年)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統計結果,台北市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是381180元,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是1251519元,新竹市家庭平均每人支配所得是333732元,每戶可支配所得是1152707元,位居全台第二名,並分別為台灣地區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907988元之1.38與1.27倍。各縣市家庭可支配所得超越百萬元者,僅有台北市、新竹市、新竹縣等3縣市。前五名還是北台灣市縣為主,排名最後的總是在南台灣。資料顯示各縣市綜合所得稅申報繳稅額,北部地區的縣市甲稅額都居前位,繳稅排名前十名中有七個縣市都屬北部縣市,顯示北部地區的人口所得較高。

以製造業指標而言,北部地區乃是以電子相關產業為主,中部以機械、塑膠為主,南部則以石化、金屬為主。台灣的產業基本上仍是集中於少數人口規模較大的縣市,同時,亦存在產業群聚於特定區域的發展形式,由台北至苗栗,乃是以電子產業為主,由台中至嘉義乃是以機械、塑膠、石化及紡織為主,台南、高雄則是以電子零組件、金屬、電子、及石化產業為主。由於產業分佈的差異,影響就業人口的薪資所得,北部的電子相關產業產值高與員工薪資相對較高。除此,有些縣市無明顯之製造業群聚,例如,台南市、嘉義市、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等;有些縣市則存在多元的產業群聚,例如,台北縣、桃園縣、台中縣、台南縣、高雄縣市等。因此,台灣的產業群聚具有密集分布於人口數較多的北台灣縣市。此一發展特性亦意謂著台灣之產業空間在各縣市的地理空間上呈現北台灣縣市產業聚集、南及東台灣縣市產業空虛的現象,其影響所及,乃是南北縣市居民的就業機會及所得呈現大幅差異。

在服務業的部分,以批發、零售業皆為其主要產業,並扮演基本服務機能,而藝術、娛樂、觀光休閒產業則逐漸興起,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休閒產業未來深具發展潛力。服務業各業別分布的主要空間,不論是以產值或就業衡量,大都是集中在台北市,以及桃園、台中、高雄等大都會區。以區位商數與產業聚集而言,大部分的服務業聚集現象的產業還是都集中在台北市或新北市,當前與可預見未來,北台灣都會區將是服務業集中發展的主要地區。

從就業人口的認知來看南北經濟的差距,2012年8月,1111人力銀行針對上班族異地工作意願進行一項調查,調查資料顯示,年資一年以下的大學以上新鮮人起薪,呈現台灣南北起薪差異達2879元,其中台北市起薪為28129元最高,其次是新竹縣27788元,新北市27408元,薪資最低屏東縣為25250元。將調查資料進一步分析,北部地區工作機會最多,加上產業結構屬於薪資較高的資訊等產業,新鮮人起薪比南部高許多。調查資料發現,高達九成上班族離鄉背井前往北部工作,原鄉任職的上班族中,選擇原鄉任職主因是“就近照顧家人”(68.33%),其次為考量“居住品質/生活品質佳”(33.03%),與“消費水準/物價較低”(29.68%),值得注意的是,當中有41.63%的受訪者後悔未離鄉北上尋找更好的工作,顯示,他們還是很想到北部追求高薪。2008年4月,1111人力銀行也有一項針對“南北職場大不同”的調查,受訪者資料顯示,南部職場的困境(可複選),資薪待遇較低(77.38%),工作機會較少(66.37%),重大建設重北輕南(29.93%),職涯發展受限(26.43%),企業規模較小(25.43%),產業集中/職務選擇較少(25.23%),這些南部上班族普遍的就業心聲,反映了南台灣產業特性、就業與發展困難、新薪資所得較低的問題。南台灣職場的困境,與台灣經濟發展路徑有關,早年政府資源較集中在北台灣,除主要的中央政府機構、公立大學設置、北部交通與城市建設也都呈現南北差距。尤其政府創立的新竹科學園區更是讓教育及研發資源往北部傾斜,對就學及就業人口產生強大的拉力,雖然後有許多亡羊補牢之政策,包括台南科學園區的設立與公立大學設置等,但是面對全球化與中國大陸崛起,台灣產業的競爭力獲利能力,已呈現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困境,以傳統產業為主南台灣實已面臨更多困境,最能代表南部經濟實力的高雄港其國際排名逐年落後,可見一斑。

促使“重北輕南”感受的結構因素,遠因來自於清末日據時代台北逐漸成為台灣政經中心。政府撤退來台後,延續日據時期的治台政策,政府的建設資源仍以台北市為起點,經濟建設由北至南,文化發展都以北部優先。政府早年資源集中於北部的原因,除主要的中央政府機構、公立大學設立於北部,北部的交通或城市建設也比南部完整,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也都先環繞首都為中心,然後再逐步向未發展建設,此乃常態。台北市及其鄰近縣市是政經文化重心,連帶創造了許多產業,增加就業人口,而就業人口的薪資所得又帶動消費,此種投資、就業與消費的良性循環,讓台灣的發展往北傾斜。

除台北政治中心效應,1980年代以來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導致勞力遷徙模式南北分流轉為向北部單向集中,及其引發的各種失衡效應。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更是讓教育與研發資源及才往北部傾斜,對就學及就業人口產生強大拉力,雖後有台南科學園區等亡羊補牢之政策,但其所發揮的人才、產業群聚效應,仍不及北部的新竹科學園區。新竹縣市因為新竹科學園區發展成功,加上清華、交大兩所大學,形成高科技產業群聚,居民所得高。表1所示,每戶可支配所得最低的五縣市,產業結構多以農漁、加工製造業為主,這些產業薪資所得本來就偏低,在大量開放農漁進口品與傳統工業外移後,經濟活動更加衰退。2010年政府通過《產業創新條例》,取代《促進產業條例》,但是南台灣產業都是傳統產業,產業創新條例的政策性補助無法嘉惠南台灣。若要平衡南北發展的差距,首先政府策略性投資宜以創造產業南移為首要,進而能創造南台灣的就業會,由就業帶動消費,方能有效改善南北之差距。

台灣南部工商業較不發達,就業較不容易,就業低落自然影響經濟收入,南台灣的農業生產仍佔很重要的比例,農業生產報酬率低,經濟收入就低,從Inglehart的研究可以解釋,較為低落經濟發展區域,都屬“物質主義”的政治文化,其政治態度都以“經濟安全”為重,由此,南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與經濟不會持開放與友善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

肆、南台灣的兩岸認同

Inglehart討論到工業化國家在長期高度經濟繁榮之下,會促進“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普及,而經濟衰退則會有產生反向的影響。台灣在歷經快速經濟成長之後,是否誠如Inglehart的研究所論,已逐漸由“物質主義價值”步入“後物質主義價值”社會?這必須有如Inglehart所做的實證資料方能加以驗證,然而從Inglehart的理論可以推論,由於產業結構的關係,台灣南部工商業較不發達,就業較不容易,就業低落自然影響經濟收入,南台灣的傳統產業與農漁業生產仍佔很高的比例,傳統產業與農漁業生產報酬率低,人民經濟收入就低。從Inglehart的研究(1990;1997)可以解釋,較為低落經濟生活條件形塑南台灣的“物質主義”(即“現代化”政治生活,即表現在信任度與滿意度低落的政治文化,具體反映在南台灣人們的集體政治態度、政治偏好與選舉投票行為上。南台灣人民經濟所得較低,其投票行為與開發中或是已開發國家的低所得群體的投票行為無異,都傾向於“物質主義”(亦即屬現代化政治文化)階段。無論是開發中或是已開發國家,其經濟所得較低的群體都較為依賴政府,通常也較為期待政府進行所得再分配,以改善其經濟生活,這些群體通常對政府較多怨言,且具批判性。北台灣較高的經濟生活條件,生活滿意度與主觀幸福感較高,形塑了“後物質主義”也就是“後現代”的政治文化,對兩岸的政治認同,在政治議題上較傾向包容與接納,在經濟上較傾向開放與相融的政治態度。基於南部的弱勢感受,人們喜聆聽控訴資源配置不公的重北輕南論述,並將此弱勢感受投射在兩岸政治與經濟權力不對等的結構認知,自然對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強者的認同持負面態度。經濟所得低的地區民眾資訊封閉,政治認知與判斷自主性不高,對兩岸政治認同的認知容易受到媒體影響,尤其對於仇視中國大陸的論述很樂意聆聽與接受。這種南北台灣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形成南北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認同的歧見是可以理解的。

有關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立法委員選舉當選席位,資料大致顯示,北台灣選民較傾向支持泛藍候選人,南台灣選民教傾向支持泛綠候選人,2012年第十三屆總統舉民進黨與國民黨候選人在各縣市所得選票比率,其得票結構大致上與立法委員相似,呈現所謂“北藍南綠”的政治版圖甚為明顯。假如泛綠當選人在兩岸的政治意識形態呈現的是反中或是仇中,泛藍當選人在兩岸的政治意識形態呈現的是友中或合中,由此可以推論,南北台灣的選民在兩岸認同是分歧的。

伍、結論

兩岸認同研究,有從史觀上來探討,有從國際實踐經驗(如歐盟經驗)來討論,本文運用美國學者Inglehart的政治文化變遷論,討論台灣南北經濟發展的差距,形成南北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認同的歧見。Inglehart長期觀察歐洲經濟發展與政治文化變遷的關係,指出經濟發展是影響政治文化的重要變數,經濟發展較好的社會或區域,其人民的生活滿意度與主觀幸福感較高,政治上對外來民族群的接納度較高,經濟上,也持開放態度,這就是Inglehart所指的“後現代社會”的政治文化。經濟所得較低的群體或社會,由於有經濟不安全感,在經濟議題上,會持比較封閉保守的態度,對外來族群比較有排斥感,此即“現代社會”的政治文化。假如台灣經濟發展有南北的差距,根據Inglehart所論,台灣南北區域也有“現代社會”政治文化與“後現代社會”政治文化之分,有關兩岸政治認同就呈現南北分合或統獨的分歧。

新聞日期   /   2014 - 02 - 06
新聞出處   /   中評社


intent